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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,父亲正在用手擦去眼角的泪。很快,坟边已经堆起了一个半人高的土堆,棺材露了出来。 白长福带着小辈儿的年轻人拿着铁锨下到坑里。由于雨水侵蚀,木制的棺材已经被水蚀,撬了几下,用来固定棺板的钉子就启开了。棺板裂成了两根长木条滑落下来。白乡雨和堂哥赶紧抄起准备好的红布盖了过去。 按照迷信的说法,先人的尸骨,是不能够见阳光的。但后来,因为风大,又忙乱,红布根本就盖不住棺材,白家人也只能任由先人们的尸骨,暴露在刺眼的阳光下。 比起这些迷信的说法,更让白家人受不了的,是收拾亲人的骸骨。 “那些褐色的骨头,那些完整的或散乱的头骨、脊椎、肋骨和四肢是我爷爷的父亲、我爷爷的爷爷、爷爷的爷爷的爷爷……”白乡雨说,“就这样惊醒祖先,我们有罪。” 这个“罪案现场”,没有什么血腥的场景。白乡雨只是默默地和长辈们一起,将那些褐色的骨头,从衣服的碎片里一块一块的拣出,然后放进收骨坛里。 白乡雨一位逝去堂婶的头骨上,还存着脱落了的头发,即使没了皮肉的连接,拿起头骨,头发还像冬天枯萎的杂草一样,缠绕在一起,悬在头骨上。白乡雨也把这些头发塞进了收骨坛。 在一些年代不算太久远的坟里,尸体保存得还都完整,四肢的骨骼甚至没有完全疏松。比如,白乡雨二奶奶的棺材外面,就砌着一层洋灰外壳,尸骨几乎没有受到腐蚀,完好的腿骨用手也掰不断,放不进收骨坛里。人们没有办法,最后就用铁锨把骨头敲断了。 “啪”的一声,骨头断开,白长福彻底崩溃了。这个老人跑到父亲坟前,跪下,嚎啕大哭起来。 就这样,这十三座白家先人的栖身之所,这两百多年延续下来的祭拜、祈祷与护佑,在挖掘机的轰鸣下,成了十三个深坑。 在一片狼藉的坟场里,还斜躺着两棵老树根。它们本是一棵榆树和一棵楸树,白家的祖先们曾经相信,在坟边种上榆和楸,祖先就可以荫蔽后人,福禄千秋。村变 白家是村里最早迁祖坟的。因为白乡雨的堂叔白存福是村支书,“要起带头作用”。 2011年6月份,小满村的村委会就把村里所有的耕地,都卖给了村东边的那座国营风电厂。随后,风电厂就在村子外围垒起了一道两米高的灰色砖墙,从村南的公路口一直延伸到村北的果林,只在中间开了一个两米宽的口,可以通往村东边的耕地与祖坟。 这个冬天,本该播种冬小麦的庄稼地,全都荒着。但人们已无心过问,他们最关心的,是祖坟的问题。 没人愿意迁坟,“那是祖宗,怎么能随便动。” 白长福开始就不同意迁坟,但自己的堂弟白存福是村支书,在其位谋其政,地又已经卖了,谁也没有办法。 “没了地,哪里还会有坟。”提起迁坟的情形,白长福还是止不住地流泪,“保不住他们啊,没有地,脑袋就像别在裤腰带上。” 对于卖地一事,村民们也意见不一。 白乡雨的母亲李秋芬当初是极不愿意卖地的。十多年来,家里的农活都是李秋芬一个人在做,对于一个农妇来说,“不种点东西,心里总不踏实”。 可是不愿意也没有用,买走耕地的风电厂,是市里的龙头企业。李秋芬和村里人都知道,“风电厂需要地建厂房,龙头企业发展,市里当然会支持。” 小满村位于这座城市的西北,开车到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。这里正是市政规划的主要发展方向,小满村的东边,就是一个重点工业区。 这些年来,村里人看着周围不少村子的地,被工业区里的大厂买走盖了厂房,或者被开发商买走盖了商品房。早几年,就有不少人一直议论着,小满村的地什么时候能卖出去。 村子的年轻人大多支持卖地。六月份卖地后,村委会先分了一笔钱,每户十万块。一拿到卖地的钱,就有人买了汽车,还有人去市里买了房子。 边上的城市,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,早已经改变了村庄往日里运行的磁场。 村里的很多农民,白天到东边的工业区,或是到市区里去打工,晚上才回来住。白天,村里基本上看不到年轻人。 路边的老人也会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,打趣道:“我们是没用的人。”他们大多以孩子能够离开村子、到城市里工作与生活为荣。 白长福很早就拿到了城市户口。1975年,他就已经是一个国营建筑公司的正式工人。退休前,他一直在建筑工地做监工,就再也没有种过地。 现年35岁的白乡雨,是家里的小儿子,性格随和。他戴着鸭舌帽,穿着利落的运动裤和运动鞋,看起来更像是个都市青年,找不到一点农民的痕迹。 的确,他也没当过农民。2000年,他大学毕业后,就在市里做着小生意,卖点小饰品。业余时间他喜欢写诗,多少也能赚点稿费。有时候也开着车去北京,见见那些诗人朋友。 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地选择离去,白乡雨也觉得很正常。 “现在只是祖坟,但迟早有一天,小满村也会被城市吞没的。”他感叹道,“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。”故土 不过,和村里的邻居们不同,这个诗人依旧选择住在村子里。 他并不是没有钱买房,家里买了两辆车,卖地的钱也还都没有动。如果想搬去市区,白乡雨随时都可以做到。 父母都不喜欢住楼房,白乡雨也舍不得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。文人讲究诗意,白乡雨总觉得,小满村是他“记忆的土壤与创作的源泉”:“离了故乡,失了记忆,就像树木没了根,人便也无法安宁。” 在他看来,这种安宁很大程度上,来自于小满村的祖先们为他留下的历史和记忆。 早在两百多年前的清朝,他的祖先就迁来这里。尽管外面改朝换代,城头变幻大王旗,但这个村子并没有遭遇什么战乱。旧的生命逐渐老去、离开,而新的生命又一代代地繁衍生息。 村子留给白乡雨的记忆,总让他觉得幸福与踏实。他仍然清晰记得,在村子里,他怎样度过自己的童年。 和小伙伴们一起躺在庄稼地里,听着蛙鸣,看着漫天的繁星;村子里有时会放露天电影,《少林寺》是给他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。只要放一次,伙伴们就会去看一次,场场不落。看完之后,大家就开始耍起了“功夫”。 后来,白乡雨的一位叔叔家里开小卖部,买了一台电视机。村里的大人小孩只要没事,就会挤到小卖部外的空地去看电视,里里外外挤上好几圈的人。 那时候,电视里演的是黄日华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、《霍元甲》、《陈真》,对于剧情,白乡雨现在已经没多少印象,但是他只要闭上眼睛,脑子里就会冒出那个人挤人围着一台14寸黑白电视的温馨场景。 那个时候,白乡雨也会对乡村里的许多传统仪式和习俗嗤之以鼻,以为“那是愚昧的,老土的,固执的”。每逢初一十五烧香敬神,或者清明节祭扫祖坟,白乡雨总会跟奶奶说这是“封建迷信”。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很多事情都在发生变化。小卖部倒闭了,各家都有了电视,关起门来各看各的,也再也没有什么空地上的露天电影。 儿时的许多伙伴们都失去了联系,他们大多去了城里,“有的混得很好,有的混得很差,但不管怎样,都在‘向钱看’”,也就渐渐和他失去了共同语言。 几十年来,随着村子里人口的增长,村里新的宅基地不断地向外扩张,许多原来还是在村外的坟茔,现在也被裹进了村子里。走在小满村里,随眼可见,一座座坟茔就在大片麦田的中间静默地存在。 也许是写诗的缘故,白乡雨开始意识到“这种乡村生活方式的可贵”。比如祭扫祖坟,在他的解读里,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仪式,因为“没有人会缺席死亡,每一个仪式都是生者对死者的纪念”。 “这就是乡村,生者和死者共同生活的乡村,包含着我们对祖先、故乡的敬畏和纪念。”他轻叹道。 一度,白乡雨将这份敬畏与纪念写成了诗:每一年的春分/要去村东,给祖先们填坟/把一锨锨的新土培上去/仿佛为每个人换上新衣/那些坟头的/轮廓,又变得明朗起来/如同钟声/敲打着午夜/一年一年,我们不断地填补/提醒着那些死者/对活人的记忆。 但现在,“填坟”这个仪式,不会再在白家出现了。在博客中,他记下迁坟留给他的感受:“村庄正在消失,消失的其实是我半生记忆的土壤,是生命的根部。” 白家先人的收骨坛,被后人们放进了村西荒地上一块临时搭盖的水泥平房里。这儿离村东的风电厂也不远,白家人心里清楚,很快会有那么一天,等到小满村被真正从这个世界上抹去的那一天,这个临时的收骨之所,也将不复存在。 “我亲手刨开了自家的祖坟,也同时埋葬了自己的故乡。”白乡雨说,“再也找不到什么,可以承载我对故乡的眷恋。” (应采访者要求,文中人物姓名与地名均为化名)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上一页下一页
[导读]失去故乡之后,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流亡者,我们所能做的,也只能是提醒建设者们,手下留情,推土机下留情,对历史和未来,多些敬畏。[内容简要]:“那要是我喜欢钢筋水泥呢?” 图片选自徐招兵画作《远离麦田》 如果那一晚,沙建微没有在打烊后弹唱自创歌词的中文版《加州旅馆》,如果这段视频没有被朋友上传到网上,不会有什么人在意,这个漂在北京的烧烤店厨子,还有着一个关于音乐的梦想。 在视频里,扎着小辫的沙建微敞着怀,穿着半旧的白色厨师服,拨弄着吉他。用熟悉的《加州旅馆》的曲调,唱起自创的伤感的中文歌词:“来到这城市两年,却没有归宿感;已回不去我的故乡,只为了梦想……” 从2011年9月上网至今,这段视频的点击次数,已经超过了500万。沙建微的歌声戳痛了无数异乡人“漂泊”不定的心,厨师哥一夜之间,火了。一 沙建微现在住在烧烤店老板的家里,顶层一间不到10平米的阁楼,是他的栖身之地。顺着颤巍巍的楼梯走上阁楼,斜屋顶、一扇天窗,没有床,只有一张床垫。四周散落着一些杂物,还有两双鞋。阁楼上没有暖气。在玻璃茶几上,放着昨夜吃剩的火锅,红油凝固在锅里,旁边立着几个空酒瓶。 因为天气冷,烧烤店已经停业。但沙建微依然保持着在烧烤店做厨师时的作息时间,每天中午十二点起床,夜里两三点入眠。 2011年的秋天开始,为了听他的歌,陆续有人特意跑到通州的小路邑海鲜烧烤广场捧场。台子搭在广场的中央,四周围是海鲜市场、烧烤大排档,超市和杂货小铺。沙建微拥着吉他,他的听众,是菜场的小贩和拎着蔬菜水果的大爷大妈。 他会唱汪峰、许巍、齐秦的歌,但大家点得最多的还是他作词的中文版《加州旅馆》。新老主顾们点歌、鼓掌、送啤酒,是沙建微在北京少有的快乐时光。不唱歌的时候,沙建微穿着厨师服串串、烤串,赚着每月1300元的工资。他期盼周五、周六、周日的到来。每周的那三天,他可以穿着体面,拥着吉他在小舞台上表演。每天有100元的收入。 2009年初,为了追寻自己的音乐梦想,年仅19岁的沙建微来到北京,开始了在天桥、广场、地下通道唱歌的生活。 作为流浪歌手,沙建微不得不长期面对身无分文的窘境。他背着吉他行走于各个广场和地下通道,但是他发现,当个流浪歌手并不是他想象得那样洒脱。 “经常是刚拿琴走进地下通道,就被管理人员轰走,一天下来,别说挣钱了,甚至连一个能放下琴唱首歌的地方都没有。”他感叹道,“理想在现实面前会越变越小。” 在地下通道里,人们来去匆匆,很少有人肯为沙建微的歌声停留。沙建微感到深深的孤独。没有亲人,没有朋友,认识的流浪歌手也只是短暂一聚,随后散落在北京各个角落。 为了改变现状,沙建微也曾经背着吉他到后海的酒吧求职。刚推开门,酒吧的老板就会很职业地直接摆摆手:“不需要。”去后海寻找机会的歌手太多了。沙建微后来听说,几乎每天,酒吧的老板们都会遇到三十个左右的求职歌手。 2010年,沙建微已经在北京当了两年的流浪歌手。夜里睡不着,他一个人在城市里游荡。经常,沙建微回到租住的地下室,戴着耳塞听歌,反反复复地听,凌晨三点才能入眠。 这时候,他开始想家了。《加州旅馆》的中文歌词也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。他将歌词深藏在心里,像是秘密,又像是对自己的宣言,不曾唱与他人听。 2011年的夏天,沙建微被介绍到海鲜烧烤广场当驻唱。总算,他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。周一至周四,他和那些油腻的烤串和炭火打交道,周五至周日驻唱。烤串的时候,也会有人要听歌,他就穿着厨师服给大家唱。 这首中文版《加州旅馆》,沙建微一直没敢唱。他怕自己作词的外国歌曲,顾客不接受。 2011年9月,烧烤店的一位厨师辞职,在送别宴上,沙建微唱出了这首深埋心底的“北漂”心声。那一晚,琴弦拨动,杯盏几巡。在沙建微沙哑的歌声中,梦想和家乡忽明忽暗、忽远忽近。 虽然有很多留在北京的理由,但让沙建微留下的最主要原因却是,他不想回家:“我就是不想再像我的祖爷爷、爷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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